歐美文化中的學術研究，源起於教堂。教堂中新進的修士稱為「學士」（bachelor），必須學習各種知識、技能和宗教儀式，成為通才（universalist）。幾年後熟能生巧，開始專精特定科目時，被公認為「大師」（master）。再進而能夠歸納一套原則，清楚描述現象，形成抽象理論，建構知識體系，有效傳授知識者，則被尊稱為「博士」（doctor）。英國知名的劍橋（Cambridge）及牛津大學（Oxford），就是由修道院轉變為學院的典範；正式制度化後，逐漸形成當代歐美教育的體系。早期在教堂的修士是不能結婚的（bachelor原意為「單身漢」）；劍橋大學自1209年建校，直到1846年，學校老師才可以光明正大地娶妻生子。[1]
在中國，雲南省麗江的納西族，保存著目前世界唯一「活著的象形文字：東巴文」。「東巴」是納西族人對祭司的稱呼，為「智者」之意。這些「智者」能歌、能舞、能畫，並且具備天文、地理、農牧、醫藥、禮儀等淵博的知識。他們所尊崇的原始多神信仰，被稱為「東巴教」。東巴祭司，除了作為傳統信仰的媒介之外，更扮演著「東巴文化」主要繼承者和傳播人的關鍵角色。
流傳於南亞及東南亞的「貝葉經」，是利用貝葉棕（Corypha umbraculifera）樹葉加工後，刻寫佛教經文的珍貴文化資產。而在雲南西雙版納地區，傣族（及週遭混居的西南少數民族）人民多數虔誠信仰南傳佛教。一般傣族男孩大約七、八歲時，就得剃度為僧，接受佛學教育及學習文化知識（若干年後，可以「還俗入世」，或選擇繼續在佛寺中修習）。「佛寺是學校，佛爺是老師，經書是課本」，佛寺曾是傣族人受教育、學文化、習禮教的重要場所。此外，傣族將貝葉視為知識、智慧與文明的象徵；除了用貝葉刻寫佛經外，也用來記錄天文歷法、醫藥、文學作品及法律規約等知識。貝葉對於傣族文化的傳承功不可沒，堪稱為其文化寶藏。[2]
許多傳統的人類文明中，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案例。「出世」的宗教信仰，其實也是知識文明的創造者和傳遞者（宗教與哲學合一）。無怪乎，學術領域常有「殿堂」的稱謂，象徵其崇高且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。
然而，我們也經常看到關於學術「象牙塔」（Ivory tower）的批判，質疑部分學術工作者，如同中世紀的僧侶般與世隔絕，所提出的學術理論更是「脫離現實生活」。與實務完全分離的學術理論，還能有多少價值？
在大學裡，教師主要身負三種職責：「教學」、「研究」，與「服務」。其中「服務」層面可能包含校內的行政服務，或是校外的社會（社群）服務。然而因為全球各大學的排名競爭，論文發表的量化思維，以及職級升等的考核制度，導致許多大學教師紛紛投入大量時間於學術研究與論文發表；相對下，要兼顧「教學」與「服務」，常顯得心有餘而力不足。長此以往，為人所詬病的「產學脫節」與「學用落差」現象，就日益嚴重了。[3]
2007年，Gulati（2007）呼籲克服學術與實務鴻溝。[4] Van de Ven（2007）也提出「入世學術」（Engaged Scholarship）觀點，主張接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學術工作者，與實務人士一同討論、互動與學習，共同探索科學尚未觸及的問題。透過「入世」（Engagement）讓學術更為活用、產生影響力。[5]侯勝宗（2016）進一步將「入世學術」詮釋為：「學術與實務雙方的價值交換，使研究者對社會（產業）感生更深層的互動關係，用研究回應實務的需求」。[6]
基於上述論點，侯勝宗老師以其個人長達十二年的計程車產業研究歷程為個案，歸納出「以人為中心的『教學─研究─服務』價值整合模式」[7]，提出六項產學互動準則，與學術工作者執行產學合作的「321原則」[8]和「4P步驟」[9]。此外，在「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：翻轉工作、共善社會」[10]的個案中，揭櫫了「教學－研究－服務」產出間的相互關聯性。學術研究成果，可以發展為教學個案；研究的過程，學術社群也可以根據產業社群的需求，提供技術、實務或相關服務。
結合「管理─工程─科學」三角關係的「服務科學」（Service Science），侯勝宗老師找到一個落實產學合作研究的可能性；他試圖透過研究中心、社會企業、圓夢計劃等多元途徑，進行產學研究、教學與服務的價值整合，以具體行動，為「共善社會」的理念而積極努力著。侯勝宗老師不僅是一位頂尖的學術工作者，更是一個令人欽羡的「入世學術」實踐家。
（課堂筆記／葉瑞其2019.04.29）
[1]蕭瑞麟（2018），不用數字的研究─質性研究的思辯脈絡，四版二刷（p. 87），五南出版。
[2]釋舜惠（1999），佛教特有的非書資料：貝葉經，佛教圖書館館訊，第十七期。
[3] 侯勝宗（2016），產學合作之價值創造與交換：「教學－研究－服務」整合個案之歷程與反思，臺大管理論叢，第27卷，第1期，155-190。
[4] Gulati, R. 2007. Tent-poles, tribalism, and boundary-spanning: The rigor-relevance debate in management research.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, 50 (4): 775-782.
[5] Van de Ven, A. 2007. Engaged Scholarship: A Guide for Organizational and Research Knowledge. New York, NY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.
[6] 同註記3。
[7] 同註記3。
[8] 「321原則」的三，意指學術工作者應先確定所欲投身研究的產業與特定族群（群眾）；二代表產學「雙方」的關係管理，意指學術工作者應務實地建立與該產業或組織間的合作關係；一代表「專一」（Focus），意指學術工作者長期專精於該產業或現象的追蹤研究。
[9] 「4P步驟」包括：具延續性的研究專案（Project）、長期投身於該研究歷程（Process）、深化獨特的研究體系（Program）、建構專屬且富特色的研究平台（Platform）。
[10] 侯勝宗（2014），臺灣計程車學院協會：翻轉工作、共善社會，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與台灣服務科學學會教學個案。